鞍山师范学院 东北史地研究中心

《东北三省媒体人文纽带论坛》讲演稿:明清两代中韩使团往来与中韩关系

来源:原创作者:张士尊浏览数:124 

由于山水相连,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历代王朝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但最为规范的时期还是明清两代,其中例行的使团往来,既是这种规范的标志,同时也在不断强化这种规范,从而使中朝关系在良好有序的轨道上运行。今天就使团交流与人文纽带这个问题,我谈如下几点:使团往来与政治互信、使团往来与经济交流、使团往来与文化交流。为了更易于理解如上内容,我想先简单回顾一下双方使团往来的简要历史。

洪武元年(1368),明朝建立,元朝灭亡。次年四月,朱元璋的使臣斯(朝鲜人)带着朱元璋的敕书来到高丽都城,契斯返回时,高丽国王派使臣随行朝贡,双方使团往来正式开始。当时,明朝的京师在南京,出使明朝要走海路。洪武二十五年(1392)前后,盘踞东北的元朝残余势力瓦解,朝鲜半岛也完成了从高丽王朝向李氏王朝的过渡,政局趋于稳定,朝鲜使团开始走陆路前往南京,即经过辽东,渡过渤海海峡,经山东半岛,大运河,到达南京。永乐年间,明朝迁都北京,双方使团都开始走辽东,经辽阳、广宁、山海关到北京。万历末年,后金夺取辽东,中朝之间陆路断绝,使团开始走海路,直到崇祯十年(1637),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属,双方的使团往来才结束。清朝没有入关之前,清朝与朝鲜使团往来非常频繁,入关以后,使团开始时仍然走明朝的路线,直到康熙中期,才改行北路,经沈阳、山海关到北京。

总的来说,中朝之间的使团往来,高丽、朝鲜使团多,明朝、清朝使团少。就朝鲜使团而言,每年都有二三批,每团人员数百人,就是走海路时期,往往也有二三百人。关于使团出行和接待,无论是明朝、清朝政府,还是高丽、朝鲜政府,都有很多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定,比如行走路线、住宿、招待、赏赐等等。这些规定大多形成于明朝时期,清朝基本上全盘接受,没有大的改变。试想,这些规定实行了500多年,而没有大的改动,可见双方的关系稳定到什么程度。

使团往来与政治互信:国家之间,能够长期友好相处,政治上的互信非常重要。有时,往往因为很小的事情,事先没有进行有效的沟通,最终导致矛盾升级,甚至灾难性后果,特别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沟通显得尤为重要,而担当沟通任务的就是双方的使团,为说明此事,我在这里举几个明朝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洪武初年,明朝刚刚在辽东站稳脚跟,元朝残余力量还控制着东北北部和中部,并且时常南下,给明军以重创,在这种情况下,高丽政府的动向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个时期,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政治动荡,朝中亲元势力很大,甚至一度出现了杀害明朝使节,改用北元宣光年号,重穿蒙古服饰等公开与明朝为敌的情况。结果双方误解越来越深,战争一触即发,所以这个时期使团往来对缓解矛盾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时,明朝出使高丽者尽量选用高丽人,高丽选择使臣也尽量挑朱元璋信任或与朱元璋有关系的人。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因为铁岭卫设置地点,双方矛盾再次激化,高丽军队进入辽东杀掠,结果高丽大将李成桂前线倒戈,夺取了中央政权,这一系列事变,再次使朱元璋警觉起来,从而对高丽提出恢复正常关系的苛刻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又是一批又一批的使团到了南京,使矛盾逐渐得到化解。明朝初年,在双方恢复政治互信的过程中,使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当时主要走海路,从朝鲜半岛到南京,行船数千里,很多人在风涛中失去了生命,也因为朱元璋的多疑,有人死在流放的路上。

第二个例子:壬辰年间,日本发动侵朝战争,朝鲜形势岌岌可危,可明朝政府得到的信息非常混乱,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朝鲜引导日本进攻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多次派出专使到辽东和北京,说明实际情况,从而使万历皇帝了解真相,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结果,这场战争持续了八年,使团往返奔波了八年,最终赶走了日本人。在此前后使臣留下的《朝天录》(林基中《燕行录》收集)就有18种之多,比较详细反映了使团往返和沟通的情况

第三个例子:万历末年,后金占领辽东,切断了与明朝之间的陆路交通,同时,迫于后金的压力,朝鲜政府不得不与后金保持某种关系,这必然引起明朝的怀疑。为此,明朝与朝鲜及时开辟了海上通道,尽管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是却维持了近20年的友好关系,在维持这种关系的过程中,朝鲜政府有自己的苦衷,明朝政府也从实际出发,显得比较理解和包容,而能够带来这样的结果,完全归功于使臣的努力。

第四个例子:无论是明朝还是朝鲜,每次使臣出行都有明确的政治任务,除此之外,使团还要承担一些日常的琐碎的事务,如把从女真各部那里逃往朝鲜的人口带回辽东,这种事情,可能辽东地方官根本没有向朝廷奏报,但朝鲜使团照做不误,目的是取得辽东军政方面的信任,从而更易于处理双边的关系。整个明代,朝鲜使团究竟把多少人口带回辽东,没有详细的统计,景泰二年(1451)八月,有人向朝鲜国王奏报:自洪武二十五年开始,共送回被野人掠去人口830余名,加上被倭寇劫掠的人口,总计达到1850多名。再比如海上的漂人,有时朝鲜人漂流到明朝,有时明朝人漂流到朝鲜,长期以来双方形成比较固定的处理模式,遇到类似事件,即按成例处理,给漂人以衣服食品,然后交由使团带回。再比如边界问题,明朝与朝鲜仅一江之隔,嘉靖以后辽东人口东移,双方居民开始有所接触,自然会出现一些矛盾和争执,最后都是使团在出使辽东时加以协商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无疑有利于双方的政治互信,有利于双方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正确轨道,是在当时的政治框架下,而这个框架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提出的模式,这个模式是明清统治者和高丽、朝鲜统治者共同接受的,当时明朝与朝鲜之间政治互信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明清统治者努力去增强双方的互信,目的是维护这个框架的稳定;而朝鲜政府努力去增强双方的互信,出于同样的目的。对于这个问题,他们都非常清醒,只有这个框架的稳定才有各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使团往来与经济交流:有人把使团往来所导致的经济交流说成是“朝贡贸易”,也有人表述为“使行贸易”。除政治目的以外,贸易活动可能是使团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因为除洪武短时间内允许朝鲜商人进入明朝境内贸易外,明清两代基本都是封海封路,不允许朝鲜商人入境自由贸易,这样,使团就承担起互通有无这个任务。

一般来说,使团所从事的贸易可以分为“公贸易”和“私贸易”。所谓“公贸易”就是满足朝鲜国家所需;所谓“私贸易”就是民间所需,而如何从事贸易,则有合法和走私两种手段。由于贸易量很大,每次使团出发的时候,使团的人数都很多,特别有很多商人随行,结果造成一些混乱,为此朝鲜政府想了很多办法加以限制,明清政府有时也要采取某些措施,但效果甚微。原因很简单,就是需求强烈,以致使团从正使、副使、书状官到奴仆,所有的人都参与其中。如果有那位使臣不从事贸易活动,人们甚至感到很奇怪,比如赵庸,永乐年间曾出使明朝,到北京会同馆,不出门外,明朝礼部官员感叹说:“宰相不识买卖,真贤相也。”永乐四年,朝鲜议政府指出:出使明朝的使团人员不顾大体,偷偷携带金银,而且多带麻布。汉城等地商人偷偷前往鸭绿江边,诱使护送军人,冒名顶替,到辽东进行买卖。今后使臣出行,要严加考察,其携带的物品和随身行李,要限定斤数,如果超载,依法制裁。得到国王的批准。后来这样的命令颁布了多次,效果同样不明显。嘉靖十九年,议政府再次奏请:“朝鲜法典明文规定:前往北京朝贡者偷偷携带违禁物品,重致死罪。法律不是不严,只是没有认真执行过,所以人们重利玩法,携带很多违禁物品出境。故提出“以后除公贸易外,全部停止私贸易。”得到国王的批准。此前,朝鲜君臣开始了一场是否使用“唐物(中国东西)”的讨论,因为禁贸易就等于禁止国王等使用“唐物”,由国王做起,是否可行。最后,国王提出,药材和书册不可不贸,结果还是不能禁止。

为整理贸易,使团出境前都要进行“搜检”。据清道光年间《燕记》记载:搜检时“要记录出境人的姓名、居住、年纪、有无胡子、疤痕、身高,马皮毛色。在江边立三个旗,搜查违禁物品,如黄金、珍珠、人参、貂皮、包外滥银,还有其他细锁名目,大概数十种。搜查时:地位低贱的要彻底搜身,军官和翻译要开箱检查。发现携带违禁物品,根据情况分送三旗下:第一面旗下,重棍刑罚,东西没收;第二面旗下,判刑流放;第三面旗下,当场枭首示众。”法律虽然很严,但效果并不明显,“法愈严而禁愈弛”,最后所谓的江边“搜检”只能形同儿戏了。

明清两代中朝之间使行贸易量很大,种类繁多。如绸缎、药材、书册、乐器、奢侈品、硫磺、弓角等。弓角和硫磺,为军用品,据《石塘公燕行录》记载:万历二十五年(1597)四月,朝鲜使团在北京玉河馆开市,共购得硝53537斤;磺6218斤;弓角9570副;牛筋856斤。实际上,明朝对水牛角和硫磺出口是严格限制的,因为朝鲜不产水牛角,要求继续购买,朝廷最后同意每年可以买50副。这次收买这样多,可能与壬辰战争有关。再比如民间所需要的,举个例子:驴,这种牲畜是明朝永乐年间使团向明朝政府请求带回国内,繁殖了很多,但后来绝种了。景泰初年再次购买引进,又绝种了。到弘治十八年(1505),朝鲜奏闻使又从辽东买回12头。水牛,原来朝鲜也没有,景泰初年,也准备让使团购买20只,放养海岛,让其繁殖,以解决弓角需要这个问题。

使团在中国的贸易地点主要有三处:一是边门,这是清朝的事情,清朝凤凰城边门贸易是非常繁荣的。据金昌集《燕行日记》记载: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集率使团前往北京,据其记载:在数里外就可以望见栅内有白物堆积如丘陵,到近处一看,是去核棉花,都是使团购买回来的,大概有10余万斤,作者最后感叹:“壮哉!”雍正五年(1727)四月,朝鲜大臣金应福在其给国王的报告中说我出使北京,对买卖之事,略有耳闻,沈阳及边门以前没有开市。只是10多年前,法律松弛,每当使团出发,商人就携带金银潜入其中,大肆买卖。……当初为控制走私贸易,选守边的将领为团练使,接送使团过江,结果现在这些团练使反成商人的头头,每次从辽东返回用马数百匹还不够,只能加派马匹到边门外去驮载。结果中国货没有限制,大量进入朝鲜半岛。

第二个地点是辽阳的朝鲜馆(怀远馆):那是明代的事情。正统四年(1439)九月,辽东都司曾张贴告示,其主要内容大体如下:现在辽阳有些势家大族,有权有势的人,听说朝鲜使团到来,为了垄断贸易,就带着绫罗绸缎等物品,到朝鲜馆与使团交易人参、麻布、貂鼠皮等商品。不公开买卖,却在私下交易,把一些假冒产品,高价出卖,结果导致本分商人,不能正常交易。还有某些会说朝鲜话的无知之徒,心怀不轨,花言巧语,哄骗使团成员,以入辽阳城关支粮草为名,将带来货物,驮载进城,引领到家,置办酒食,假为朋友,兄弟相称,将本家应有,也不管违禁与否,尽数易换。这里所说,并非禁止使团成员与辽东军民交易,而是禁止走私和商业欺诈行为。

使团交易的最后一个地点是北京的玉河馆或会同馆,明清都是如此。朝鲜使团进入北京以后,由管理人员确定开市的日期,永乐年间,对使团买卖没有什么限制,到北京以后,可以走街串巷,也可以坐在馆中买卖,交易很快结束。但后来对开市时间,交易地点都有所限制,但总的来说对朝鲜使团比较宽松。

除了三个交易地点外,其实,朝鲜使团一入境,交易就已经开始了,可以说是走一路,交易一路。因为很简单,朝鲜不使用白银,长时间以来也没有货币,从辽东到北京路上的费用除明清政府送给的“下程”,即费用之外,如有所需,必须实物交易,所以使团出行,从上到下,总要带很多特产,如麻布、人参、纸张、折扇等等。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坤《燕行记事》对一路交易的情况记载较为详细:使团入栅以后,东八站一带都是以物易物,过甜水站狼子山以后,才开始使用银子和铜钱进行交易。在沈阳,使团主要购买丝带、书画、瓷器。中后所(现绥中),到处都是帽子店,各色各样的帽子全有,朝鲜所用帽子,都是从这里购买。这里牛黄也特别好,是当地一大特色产品。抚宁制造毛笔非常著名;榛子店则出卖各色菜种;邦君店以生产钢针为业,价格虽然高点,但比北京的质量好,就连北京人都到这里来买;通州香的价格贵高些,但质量比北京好。除了入栅到北京沿途,不断交换以外,使团出了栅门之后,仍然可以在栅外与中国商人互市。从明朝到清朝,朝鲜使团贸易享受着免税的待遇,利润率是很高的,故而长盛而不衰。

使团往来与文化交流:明清两代,在长达500多年的使团交往过程中,文化交流是最为显著的成就,关于这个问题,关注者较多,我只想举几个例子。

例子一:大量购买书画。每次朝鲜使团出发,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购买书画都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明清两代究竟有多少汉文书籍通过使团进入朝鲜,真的是难以统计,朝鲜使团购买书画,总结起来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多,阅读《朝天录》和《燕行录》,给人的印象是,朝鲜使团进入中国,几乎什么书都买,从儒家经典,到文人唱和的诗文,从国家纂修的典籍,到民间的书画,无所不包,其对书籍的渴求特别强烈;二是新,凡是新出版的典籍,都极力购买。如明代辽东儒者贺欣《医闾先生集》刚刚印刷,使团就想办法搜求。三是尽量搜求和朝鲜有关的书籍。凡是与朝鲜有关的书籍,都尽量购买。如历朝新修《会典》,甚至地方志书,如《辽东志》等,都是通过朝鲜使团之手进入朝鲜半岛。嘉靖年间,朝鲜国王检查库藏,发现一轴《龙驹图》,这是宣德皇帝的御笔,赐太监王瑾的;还有一轴《败荷芦雁图》,这是成化年间,宪宗皇帝的御笔,这些画都是朝鲜使臣在北京民间购买的。如果《李朝实录》中没有这个记载,我们还不知道这两个皇帝会绘画。

   例子二:学习烧造石灰的方法:景泰二年(1451)三月,通事金以书回国后奏报说:他这次到北京去询问怎样烧造石灰,就是选取那些黑青色的石头,放在窑中连续烧三天三夜,等到石头变成白色,就算成了。使用的时候,加入水,就是石灰了。石灰窑与朝鲜砖窑相似,石灰窑大一些可以烧一百石,石灰窑小一些可以烧七八十石或三四十石。后来他到了通州,看到造船的人,就请教怎样在船只上使用石灰。造船的人告诉他:先是熟麻把船的缝隙塞上,然后把石灰和桐油涂在上面,没有桐油用鱼油和麻油也可。国王听到以后马上命造船厂如此去做。

   例子三:学习造纸的方法:成化十一年:纸匠朴非曾从谢恩使到北京学造纸法,共得到四种不同的造纸技术。第一种技术:得自北京哈大门外25里处造纸厂,主要造常用的麻纸;第二种技术,也得自这里,主要造奏本纸和册纸;第三种技术,得自正阳门外20里造纸厂,用稻草造麻纸、奏本纸和册纸张;第四种技术,得自辽阳太子河边的造纸厂,主要造常用的册纸。我想得到这些技术对提高朝鲜的造纸水平一定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例子四:引进蝎子:蝎子是中药中的重要成分,需求量很大,但朝鲜却没有,所有入药的蝎子都靠使团从中原购买。弘治二年(1489)四月,朝鲜国王传旨:使团赴京,随团医生,购买蝎子的同时,要尝试把活蝎子带回国内,加以繁育。这年九月,圣节使医生李孟孙带回100个活蝎。原来他在北京得到一些活蝎子,把他们装在柜子里,柜子外面涂上泥,泥土干了就洒水,以保持湿润,同时在柜子外面罩上铁网笼,防止其逃跑,不断投食,以防止其死亡。就这样,这些蝎子来到了朝鲜。对王室来说,这是个很大的事情,朝鲜国王为此特作安排:40只养在内医院,60只养在宫内。蝎子是个虫子,但如何入药,则成为文化的一部分。

以上我选取几个明代双方文化交流的例子,主要是想说明,明清两代的文化交流,使团曾经起了重要的作用,很简单,因为只有使团才能进入对方的境内。但必须强调的是,如同经济交流一样,文化的交流也是相互的,只是明清时期中国使团到朝鲜机会少一些,朝鲜使团到中国机会多一些,中国留下的有关文献少一些,朝鲜留下的文献多一些。比如我举个例子:永乐二十一年(1423)九月,明朝使臣海寿到了朝鲜,临行时从朝鲜国王要些稻种,朝鲜国王就命人选择早稻种10石,晚稻种5石,预先放在义州,使臣回国时赠送给他。海寿为什么要稻种呢?肯定是朝鲜的早稻和晚稻品种优良,产量很高,所以他才不远数千里带着稻种回去。半个多世纪以后,成化十五年(1479)三月,朝鲜正朝使从北京返回,从明朝购买20斗稻种,户曹马上请求国王命京畿沿海各地趁时耕种,然后移种到其他地区。我们还是要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朝鲜使臣不远数千里带稻种回去呢,答案与上面是一样的。明清两代究竟有多少类似的技术工艺通过双方使臣的出使活动而得到传播,实在是很难加以统计的。

政治互信是建立在共识的基础之上,经济交流是建立在互通有无的基础之上,文化交流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之上。明朝的时候,朝廷派到朝鲜的使臣尽量选择文化素质很高的大臣,而朝鲜政府派遣使臣也遵循同样的原则,为什么?要认同;朝鲜使臣在前往南京和北京的路上,与中国官员有那样多的唱和,为什么?要认同。每当中国使臣出使朝鲜,朝鲜政府总是准备很多文臣,参与接待工作,为什么?要认同。有一种诗集叫《皇华集》,“皇华”二字来自《诗经》,所谓“皇皇者华”,是“君遣使臣,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的意思。这种集子是朝鲜政府编辑刊印的,里面收集的诗有中国使臣写的,也有朝鲜大臣们写的,虽然诗人的身份不同,但围绕的却是一个共同的主题,即礼乐文化。朝鲜使臣进入内地,最想参观的地方是书院和学校,就是他们已经接受了礼乐文化。我们看《燕行录》时,经常看一个词,那就是“笔谈”,何谓“笔谈”?就是语言不通的两国人,能够使用文字沟通,因为他们懂得同一种文字。所以,我们说,明清两代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建立在对儒学礼乐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而反过来,经过500多年的交流,这种认同不断得到强化,而李氏君臣强调的“小中华”身份,正是这种强化的结果。(演讲时间2014年8月13日下午